裴行俭夹了一筷子肉放在碗中，点头道：“船运的便利性远胜于陆运，一艘船的装载量等同于几十上百辆马车，所以海贸的规模更大、也更为便利。”
禄东赞蹙着眉头，看向房俊：“恕我直言，汉唐以来，中土奉行的是‘重农抑商’之策，一以贯之、从无更改。可如今诸多世家门阀全部投身于商贾之事，长此以往，商贾之地位必然飙升，将会动摇大唐之社会结构，不知大唐是否做好应对之策？”
所谓“社会结构”，简而言之便是“士农工商”的架构，商贾处于最底层，饱受歧视、打压。
可随着贸易之发展，商贾势力飙升，搅动甚至颠覆这个架构乃迟早之事。
是否意味着两汉以来的统治根基发生根本性扭转？
房俊吃着肉，喝着酒，笑呵呵道：“国家是需要商贾的，商业繁荣不仅意味着百姓生活水平之提高，更意味着商税之丰足、国力之强盛。”
禄东赞颔首，吐蕃也大力鼓励商业，只不过因为地理条件之限制，收效甚微。
“但如此一来，商人之地位不断高升、势力不断膨胀，要如何应对？”
房俊道：“何须应对？只要秉持‘商贾不得参与科举’这一条便足够了。”
禄东赞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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