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从她的城市来到广州，因为我要搬家了，她来帮忙打包。
比起搬运这个过程，打包还是更棘手些。过去四年多，我都住在番禺一个老小区里，和人同居过，也独居了将近两年。我的衣服日用品，还有玩具摆件，甚至书籍，都是这些年远居他乡留下来的、试图把每一个产权不在我手上的房子当作家而留下的生活痕迹。
在上一次搬家後我甚至还买了自己的床垫，因为原来的床垫被扔掉了——这又是另一个故事。
但要将这些曾经杂乱地分布在80平和50平的房子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塞进一个城中村村口的35平左右的公寓里，那块狭窄的空间就会寸步难行——相信我，我已经试过了。在新出租屋硬得像监狱床板的床垫上辗转反侧六七夜後，我决定叫我妈上广州，我们一起把在旧房子里剩下的东西——包括床垫——都搬走，找房东交钥匙，退押金，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件事。
我妈来的前一晚，我开车回旧房子那边睡觉，只因我在新出租屋里从未获得过一夜好眠，感觉神经已到衰弱极限。
我开车回到番禺已经太晚了，老小区的地面停车位不足，我胡乱停在家门口的一个转盘一侧，那里有潮汐车位，我堪堪挤进最後一个空挡，关空调，拔出钥匙，下车，关门，离开。
一周多没回来过，我觉得这条我已经走了一年多的路开始变得陌生。推开房门，屋子空荡荡但又凌乱，还没拆封的搬家纸箱靠在鞋柜边，客厅的玻璃橱柜已经几乎被清理乾净了。我上次回家时候留下来的半瓶矿泉水还在，密密麻麻的水珠挂在矿泉水瓶的内壁。客厅里横着一黑一白两张桌子，都是我带来/买来的。我朝思暮想的床垫躺在卧室里，从客厅看去露出它白色一角——床单被套我都已经拿去新家，我本来不打算带走它的。
我在新出租屋洗过澡了，回到这里，换上睡衣裤，爬上床垫，关门关灯，我躺下来，盖上光秃秃的被芯。
我曾经也和其他人一起躺在这副床垫上，比如我妈她当时来也是来帮我搬家，帮我把一切从我和顾明同居的房子里搬到这儿来，我姨妈她来广州看病，我是唯一住在这里的亲戚，还有顾明。
时间倒回去年此时，我可能做梦都没想打我会搬离这个小区，也不会想到“顾明”这个名字掠过我脑海的时候，内心翻涌起的感觉会像厨房垃圾袋破裂後酸臭汤汁漫入我拖鞋的触感那样难以形容。
我就快要睡着时，手机响了，小区保安打来，让我挪车，说我这样停会堵住别人的出路，我看着黑暗中的卧室天花板，说，我喝酒了，现在开不了，有什麽明天再说。
保安说那你这样明天别人怎麽开车去上班呢？我说明天我会起来把我车开走的，你不用担心。
电话那天的人无奈地笑了，他说，你现在喝了酒，明天怎麽可能早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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